冬天到夏天的距离
过去的暑季，也就大热两三天，一阵风吹过就不热了。我们这常有人说，每年两季风从春刮到冬，冬天冷得入骨。
可是，这几年刚脱掉棉衣，天就突然热了，没进伏天却已热成烧烤。从很冷到很热的跨越没有间隙，羊绒衫还没来得及拿出来就已经是半袖，背心和短裤。
小时候最怕入冬，母亲早早就张喽挂上肥厚的棉门帘子，灰白色草纸糊窗户缝，北风还是强悍的挤进屋送来剪刀般的凛冽。晚上，孩子们早早缩成一团钻进被窝里一边斗嘴仗一边呵气。所谓的房子就像一间大盒子，装着几个人。木板门经过多年潮湿与干燥的交替，开裂透了光，大风在纸糊了地方吹开一条，呼啦啦的满屋子风，把那点温热刮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寒冷。
于是我经常在半夜被风喊醒。门窗的肢体吱嘎吱嘎，似乎绊住了风的腿，扯住了风的衣襟，让它追不上前面的风。它撕扯，呐喊，喊得满天满地。
天亮，我们还在被窝里，只露出头，睁眼直望着屋顶，有的揉着惺惺睡眼，因为冷谁都不愿起。总希望不上课，睡个回笼觉。直烧到铁炉子暖暖烘烘，炉筒发出爆裂声才有人会坐起来，偎着被子，再愣会儿神。
那时候，平常穿的衣服裤子都是有补丁的，老大穿完了给老二，补丁上落了补丁。女孩子体面一些，逢年过节买很多白布，上大铁锅煮，染成草绿色，粉色，蓝色。母亲会自己裁缝给每个孩子做一套新衣服，然后就是不厌其烦地嘱咐我们在学校坐板凳不要晃，稳稳地坐着，这样就不会磨破裤子。
我的学校很远，坐落在沙梁的那边，孤零零像座城堡，周围是空地。沙尘暴把通往城堡的路一次又一次埋葬变成流动的沙丘，只剩下荆棘丛在风中摇戈。强劲时得侧身走，耳朵灌满了沙子。那时隔三差五就袭来寒流，这可是“西伯利亚”过来舶来品，寒流把刚刚温热的骨头号角般吹响了，手和脚上的裂口也火辣辣的痛，这时才发现穿再厚的棉衣也没用，生命的冬天来了。
邻家的孩子都聚在我家屋子当间，围坐火炉旁。从菜窖里抓几个土豆扔到炉坑火炭灰里，炉盖上洒一把黄豆，一会就啪啪响起来，有几粒不知蹦到什么地方去了。而我会入神地想着一些事，等着扒开炉坑灰里烧熟的土豆。炉火通红，把手和脸都烤得发烫了，脊背依旧凉飕飕的。冬天怕冻除了我还有很多东西，秋储的大白菜干了皮，静静地跺在墙角，隔板上烀好的酱块子靠着一点余温发酵，几个南瓜红了脸，成捆的干粉条，还有几袋子不知道装的什么，鼓鼓囊囊撮在那。
临睡前，我的鞋子必须要烤干，白天走的路多了脚出汗，鞋底鞋帮都是潮湿的，有一次竟然没看住把棉鞋给烧着了。早晨父亲没有吱声急忙出去了，一会提了一双别人穿过的旧棉鞋回来，一边帮已经脱落，脚趾头地方有个洞，母亲找来布快速补吧补吧对付穿上了，比我的脚应该大两号，咣里咣当。这个冬天格外的冷，厚厚的积雪落在房顶和院墙上，落在远远近近的小道上。我穿着大号鞋的脚在大雪窝趟来趟去，最后成了一个冰坨。在拉一次苇碳和劈材之后就没有了知觉。冻疮发生在脚上，溃烂，上獾子油到结痂，还有比多少个冬天加起来还要寒冷的心境也恐惧的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地里，以至十几年后，穿再暖的鞋，冻疮依然发生，天一冷就习惯性青一块紫一块。
我喜欢夏天不是因为惧怕冬天的寒冷，而是不用穿那么厚的衣服。那时候家里都很穷，除了一件旧棉衣就剩下一套单衣单裤，冷暖自知。我的脚在三十年以后才有了好转。出差选地方一般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说起来也是怕人笑话，冷了，热了，条件好了还挑剔了，人就是矫情。
夏天，总是愉悦的，特别是雨后草地的清新，没那么燥。这种愉悦这几年已经不多了，被温室效应摧拉的这么急促，酷热的这么久，悄无声息地改变每天的生活，躲不过去。无论我蜷缩在屋子里，还是远在其它地方，好像热的让我再无法照管好自己。
黄昏，夕阳低沉在院子里，风晃动树枝和叶子，我坐在椅子发呆纳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