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枸杞的小贩
已近大寒，长街短巷采购的人，依然哄哄嚷嚷笨拙地穿梭着。早点摊冒着蒸气包裹着路边卖农产品的小贩，从油条、包子、羊杂碎、辣子味的气团里吼出各种腔调的叫卖声。有个卖枸杞的西边口音似乎听着有些熟稔。我很好奇，近前一看就是他。比农垦时见过的样子好不了多少，但已经老了，灰色羽绒服结满一块块黑呼呼的油渍，袖口破损处探出一两根羽毛。大个子黑脸，歪斜地杵着，皱纹像雕刻师喝醉了酒胡乱下刀雕刻出的怪圈麦田一般。这么多年在城市里遇见还着真是有些意外。
我打个招呼，他缓慢地回过头看着我，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又立刻僵硬了，终究没有出声。看得出来有些忐忑。手里不停摆弄着秤，将红红的枸杞装进几个小袋子里。
每天有很多近郊的村民进城在这条街上贩卖，也因为这个人的经历比较特殊，我还记得。
在西乌兰计永丰，有些人知道这户人家。离村子远，在风吼尽头独居，像弃儿撂荒在旮旯里抽泣。那时他也就不到三十岁，还算年轻。他家三个残疾人中，他是最轻的一个，家徒四壁，屌毛也没有。许多政策，村干部都只能在默许的边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没见过他们种田，基本靠大队和乡亲们，东家施一点西家舍一点过活。他的弟弟小他两岁，比他跛的更厉害，不但是聋哑人且有先天性手臂疾病。哥俩娶了一个残疾女人，不能直立走路，几乎看不出年龄，埃克斯腿左挪挪右挪挪那种。一个苍老的母亲，十几只鸡在草丛里啄食，一条四眼狗，黄毛黑嘴，弓着刀一样的脊背懒洋洋地在门前摇着尾巴。两个孩子一个炕上萎着，一个刚会走的样子，所有家庭成员都黢黑一团看不清脸。也不知为什么，这地方人有水也不洗脸，蓬头垢面，乱糟糟的家私杂物东一堆西一堆。前院面对河滩是一片盐碱地，风沙带着碱性味浸淫着天然的矮树丛，枸杞和一株株蒿子围住破旧的干打垒土坯房，远处是浩浩荡荡的芦苇。几颗老态龙钟的弯柳死在房后不远的沙梁上，似乎要挡住四季风沙，不让它摧毁天底下仅有的一座快要坍塌的窝棚。
我们农垦大院和他家隔着很大一片蓬勃的杨树林，也是某个部门多年前废弃的两排宿舍翻修过来的。过了滩涂就是通往湖边必经之路，有时赶着毛驴车去公社买口粮草料，顺便在他家门口停一下，看看有没有可捎上的。回来时放下一点油盐酱醋生活必需品，还有大伙穿过的旧腈纶秋衣秋裤。
一开始只听说这农户哥俩娶了一个老婆，觉得很畸形也很奇怪，所有人都好奇去看看这看看那。后来在村长家喝酒时谈起这事，村长说老太太年轻时俊俏，不满意父母给定的娃娃亲，在逼婚的档口偷偷和叔伯家表哥私奔了。
由于是近亲，多年后带着两个不健全的孩子回来，家族容不下他们。为了远离人们非议，父亲找了几个帮手在离村子较远的河滩高地盖了个干打垒的土坯房，过了一辈子。男人死后这个家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幸好有这个渐渐长大的大孩子，虽然不像村里的孩子那么聪明，里里外外砍柴做饭维持生计还是没问题。眼看俩孩子都老大不小啦，娶不起个媳妇，生活拖累，母亲拉扯一家感到一天不如一天。于是托人从远道给哥俩个说下个残疾女人做媳妇，用马车捎过来的，想着自己哪天走后也算有个家。黑黑的屋子全家都在一铺大炕上。乱糟糟的棉被永远堆着，大人孩子都在里面钻出钻进。而后他们又陆续生了俩孩子，像是从炕上滚出来的土豆，沾着泥、带着土，从土里繁衍。可喜的是都健全，至于孩子是老大的还是老二的也就没人计较，反正一个姓能过日子就行。
当时我在农垦食堂掌厨，副食品猪肉，小干鱼单位不时从城里送过来。几十人的饭菜是按人头做的，有回城办事或者出门，吃不完剩余的饭菜放在盆里，谁路过都会主动顺便捎过去。自留地里的蔬菜，秋收庄稼，虽然不多也拿出一部分送过几次。和很多邻村人一样，完全出于对这个残疾家庭的帮助，后来农垦撤退，这户人家就不知所踪了。
过了几天我又在老地方见着他，买了二斤枸杞，他坚持把剩余的钱找给我，拗不过他。他说我认识你，见你路过很多次。那你为什么不打招呼？我说。他搓着又黒又粗有些皲裂的手，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自卑？或者很在意城乡差距的隔阂？还是自尊？无从得知。
出于尊重我没有问及他家情况，我知道稍一触碰就会撕裂他的痛处。他渐渐放下戒心主动和我攀谈起来，说母亲，弟弟，妻子都走了，河滩沙窝子里的干打垒房被开发商征地盖了度假村，两个孩子不愿种田到城里打工。村里人也是一样，死掉的都死掉了，年轻人他乡谋生居多。他搬到永丰村里住，那里闲着的房子，都是些老弱病残留守户。他倒腾些农产品到城里卖，主要是顺便看看孩子们，挂念他们生活，也担心他们不会照顾自己。其实都挺好的，比他那个时候强。大孩子买了房子叫他搬过来，他不想拖累孩子，河滩大堤沙窝子里埋葬着他的父母妻子弟弟，闲下来或到祭日去和他们说说话，从父母铸造好的苦难牢笼里凑合到和他们一样躺在那也就安心了。似乎苦难开始沉淀，一切都将成为往事。
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其实这世间的人活着都挺不容易，但愿各自如愿吧。